武大樱花是怎么来的 揭武大樱花的起源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1938年10月24日，在日军攻占武汉前夜，九江的日寇华中派遣军前方指挥所畑俊六（甲级战犯，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进占武汉及入城后的注意事项，其中第11项规定：“须保护汉口、汉阳、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博物馆（见附表所列）。”在这张附表中，“武汉大学”的名字赫然入列。第12项又指出：“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正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长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由此可见，慑于由诸如南京大屠杀等“过去之教训”所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军在侵占武汉之后，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而出于自行享用之目的，日军果然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

　　早在1938年7月，当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汤商皓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携其日本夫人铃木光子回国，并返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辗转任教于台北各大专院校；1979年赴美国定居，1997年去世。 1985年5月，汤老回到阔别多年的珞珈山母校参观访问，其间负责接待的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曾委托当时一道陪同的、汤老当年的同窗学友张培刚先生问及武大校园内樱花树的来历，并请求汤先生将此事写成文章。汤先生回美国数月后，寄来一篇《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以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珍贵回忆材料，弥补了抗战期间珞珈山这段史实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