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新生儿数据下滑 新生人口数据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表：21世纪以来历年出生人口

　　育儿成本压力大，生育意愿走低

　　除了疫情影响外，近年来生育率的下降，还有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经济负担重、育儿压力大、经济激烈等因素。

　　近年来，我国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十分明显，人口大城市化也带来生育率的下降。

　　董玉整说，近年来，我国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更加明显。比如，珠三角地区对内地、对广东省内的其他地市就具有较强的人口虹吸效应，出现较强的人口聚集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聚集的大城市，生育率反而相对下降更快。

　　董玉整说，年轻人到了大城市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生存时间分隔越来越细，时间紧迫感越来越凸显；另一方面，城市住房紧张，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工作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年轻人在时间分配和精力支撑上对生育孩子的意愿逐渐淡弱，动力逐渐减退，被忽略甚至恐惧感就会产生，从而在生育动机、动力上都出现了不足、不力、不积极的现象，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影响整体生育率的保持和提升。

　　“放眼全球，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越是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生育率越是下降；越是个体自由程度较高的地区，生育孩子的意愿越是淡弱。比如，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董玉整介绍，日本自2007年以来，人口数量就一直呈下降趋势。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84.8万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约1.7万人，降至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韩国、我国***地区，2020年人口都进入了负增长时期。俄罗斯已经连续四年出生人口下降。

　　广东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委书记夏慧敏日前对媒体表示，生育意愿主要受经济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发展、居住地、养育压力、政策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目前，房价收入比偏高，育儿成本高昂，托幼、义务教育等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缺位，照料压力、养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极大的约束了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浙江官方此前发布的一篇《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分析指出，（目前）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浙江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显示，浙江育儿费用占用家庭较大开支，家庭育儿负担较重。57.3%已托育家长认为照护费用高昂，经济压力较大。6.1%的家长反映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6000元及以上，65.1%的家长反映在2000-6000（含6000）元。而单个儿童在托育机构育儿费用也不低，60%家长反映平均每月托育费花费1000—3000元（含3000），10.7%家长反映是3000元及以上。

　　山西省统计局的一项调研显示，在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上，54.39%的受访者表示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2000元及以下，还有28.33%和13.88%的受访者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2000——4000元（含4000）和4000-6000元（含6000）区间，另有3.40%的受访者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6000元及以上，这意味着，这个家庭一年花费在育儿费用的支出将达到72000元以上。

　　针对生育压力大、生育意愿走低、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包括杭州、河南等不少地方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措施。

　　比如杭州市近期发布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康发展的通知》营造支持家庭育儿环境，加强公共场所和单位内部母婴设施建设，结合小区微治理，打造家门口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驿站，为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条件。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鼓励生育要落到实处，对准痛点，真正解决人们“生不起、养不起”等问题。当前，我国不少农村的人口出生率还不错，但是在大都市，受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生育率低了很多。因此，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对提高生育率十分关键，“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公共服务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