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评55岁男子娶智障女孩 新京报: “新娘”权益是否被架空

　　保障智力障碍妇女权益，需要不断加码

　　看似在法律上三言两语就能说清，但这事暴露出来的，其实是智力障碍女性权益保护这个复杂又宏大的命题。

　　回到此事，虽然从两个家庭的目的看，双方显然都有传宗接代、生育儿女的意愿，当地也表示 “双方日后若有孩子，可办理准生证并上户口”，但毫无疑问，智力障疾女性不能沦为生育工具与繁殖机器，这些不能建立在“被自愿”的基础上。对社会来说，智力障碍遗传的后果，也是难以承受之痛。

　　现实中，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智力障碍女子案件时有发生，正常人或残疾男子与智力障碍女子结婚的情况也不算少见。

　　在此类事件上，不少地方检察机关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如检方与警方建立提前介入机制，涉及智力障碍女性案件从侦查阶段就介入案件，协助固定证据，提高侦破效率和打击犯罪的效果；联系妇联、民政等部门建立对接帮扶机制，组建社会关护网络，形成社会关注、帮扶智力障碍妇女的合力；与智力障碍妇女的家人联系，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及时开展维权救济等活动。但这类保护措施显然还应加码。

　　在网上，有社会学者根据田野调查得出结论：智力障碍女性的“婚姻”通常并不以感情为基础，而是婚姻市场里的弱势男性为了完成家庭人口再生产的折中选择，是父母为智力障碍子女寻找替代性照料者采取的应对策略。理论上讲，合法的婚姻关系，能在生活照料与情感满足方面为智力障碍女性提供支持网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妇联与村委会等机构也应采取各种保护措施，避免智力障碍女性受到婚内侵害。

　　这其实是基于智力障碍女性现实困境给出的次优办法：纸上理论说得再多，智力障碍女性“结与不结都为难”的现实困境，都该被正视。

　　不管怎么说，对智力障碍女性可能面临的权益侵害，都有必要采取干预措施。就此事而言，当地有关部门宜介入处理，首先对该女孩的残疾状况进行鉴定，看是否属于智力障碍，情况是否严重，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而对照原国家卫生部门的《异常情况的分类指导标准》等，进行科学处理。

　　如属于前者，不能不发证就了事，还需要解除有可能损害其切身权益的状况，跟进保护智力障碍女孩权益。如属于后者，则需要征询当事女孩，是否有真实自愿的结婚意图，愿意的话，可以帮助办理结婚手续，不愿意的话，则应根据女孩的意思表示，做出将她带到父母身边或留在原处的决定。

　　跟进处理之后，当地有关部门还应落实《残疾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通过走访和电话联系等方式，了解智力障碍人士的生活情况，及时开展维权救济等活动，避免出现被虐待侵犯等情况。

　　从长远看，还应加大对智力障碍妇女的社会帮扶力度。包括居委会、村委会、妇联、民政等部门，应与特殊家庭建立对接帮扶机制，及时开展关于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宣传，组建社会关护网络，形成社会关注、帮扶智力障碍女孩的合力，以社会力量的介入，用渐次健全的服务体系托起她们最起码的尊严和人身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