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们 住客几乎都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单身女人

　　从啥都干到“挑活儿干”

　　11月13日，天色微亮，郑秀娟起身，摸出包里的牙刷牙膏，她拧开水龙头，俯下头张口接水，水流细小冰凉，快速“刷刷”几下刷牙漱口，双手捧水拍在脸上，狠搓几下。然后从包里摸出梳子，站在门厅墙上挂着的大镜子前，沾点水抹上前额的头发，仔细往后捋顺头发，紧紧扎起。

　　三两下叠好被褥，穿上大衣，戴好围巾，刚过6点一刻。她背起鼓囊囊的大包，侧身往外走。见孙二娘屋里亮起了灯，郑秀娟对着玻璃窗小声说，“今儿肯定能下户干活了，不得来住。”

　　昨天，家政中介给她介绍了一家保姆活儿，她要去那家看看情况。中介说，这家老人身体不错，陪老人聊聊天，做做家务就成，要合适让她赶紧上工。

　　郑秀娟在楼下小吃店喝了两碗粥，中介还没开门。十字路口零星站着等工的人，有个五六十岁的女人拿着硬纸板，写上“干零活，刷涂料，打扫卫生”。

　　每天，郑秀娟和二十几个女工挤在这家中介的屋子里，从早晨七点，到下午六点，平均只有五、六个雇主来招工。这些天价钱压得很低。1500元一个月的家政工作，都成了抢不着的“俏活儿”。剩下的大多是照顾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活儿重，工资开得却比往年低几百块钱。

　　傍晚天色暗下来，宿舍亮起灯，郑秀娟背着鼓鼓的大包推门进来，围巾胡乱裹住脸，头发凌乱，脸冻得通红，眉头紧皱，对着门口小屋玻璃窗，声音嘶哑，“二娘，今晚还住这儿。”

　　对于郑秀娟而言，没活是没接到好活。她们会挑活儿，待遇好、轻松的“俏活儿”难抢。

　　但刘桂兰、张清等早一批来宿舍的女人，她们几乎没有挑过活儿，“有什么活儿都去干”。

　　刘桂兰没识几个字，只能卖力气，她干过工地上的活儿，挑砖抬石灰比地里的活重得多，她也在附近的饭店打零工，刷一天碗，从早上4点到深夜，累得直不起腰，能挣到十块钱。

　　秋天去一百多公里的黄松甸摘木耳，她坐着摘四五个小时，鞋子都浸湿透，换双袜子又回去继续摘，干几天遭不住了，起了一身的疹子，她就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消炎药膏抹抹。

　　岁数越来越大，对这些女人来说，找活儿时，首选都是保姆和饭店服务员。

　　那时还没有家政中介，起初，这些工作对年龄的要求并不严苛。特别是保姆活儿，六十多岁的女工照顾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很是常见。

　　眼下郑秀娟明显感觉到，六十多岁的女工不容易找到活儿，等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上65岁就更不好找了，24小时护理老人的活儿干不来了。”

　　在医院协助护士护理透析病人，一天100块钱，包一餐饭。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好活”。但对女子宿舍的几个人来说“医院的活儿可不好干。”郑秀娟就说她接不了护理病人的活儿，她没上过学，识字不多，药名都不认识，怕“误事”。

　　刘桂兰在六十岁以后，头发一点点白了，雇主一看便说年纪太大，招不了。为了显得年轻，她学着宿舍里的人，买来两块钱一盒的染发膏。每过上几个月，染黑的头发里露出新长的白发，她就再染一次。

　　15年前，女子宿舍楼下就是吉林市惟一的劳动力市场。早上三四点，找工的人就开始聚集，胡同里分成两排，分别站满挎着包的男人女人，“雇主挑中了，跟着走就行”。

　　2006年，劳动力市场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同里开了十几家家政中介，雇主都与中介联系。

　　经历过劳动力市场的刘桂兰等人不喜欢现在的雇工模式。“我们那时候才300块钱一个月，中介费得收50块钱，来宿舍住一晚就得2块钱，哪能剩下什么钱。”刘桂兰说，起初她不舍得出中介费，在胡同里站着等活儿，有时站一天，都见不到雇主来问，只能也找中介。

　　而现在郑秀娟干保姆，一般一个月都能有两千多元。她们更愿意找中介，“第一个月收10%的费用，能管一年的介绍费，有的人干一两个月，不合适了就回来，中介再给找”。

　　现在上中介找活，要求拿身份证后，染头发这一招也不管用了。刘桂兰只能偶尔接到发传单、清洗人参这些活儿，但今年清洗人参的活儿也被机器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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