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疫情要靠疫苗 研制新冠肺炎疫苗必须要抓紧推进

　　进展：“防治疫情，从历史的情况看，还是要靠疫苗”

　　问：在这场科学与病毒的赛跑中，您的团队在新冠肺炎科学救治和药物验证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钟南山：我们开展了氯喹和连花清瘟胶囊临床试验，从目前分析的结果看，两者都具有比较肯定的效果。氯喹能够缩短病程以及降低病毒负荷。连花清瘟胶囊能够明显缩短症状缓解的时间。

　　新冠肺炎与SARS相比，除了肺纤维化等共同特点外，突出的特点是小气道里黏液非常多，阻碍了气道通畅，容易导致继发感染。我们前期观察了一些患者使用氢氧混合气治疗的情况，初步发现氢氧混合气能够明显改善气促，可能更适用于出现呼吸困难的患者。

　　问：除了救治手段，公众还普遍关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为什么疫苗这次如此受关注?

　　钟南山：研制疫苗是很必要的。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比SARS强很多，传染系数可以达到3.5，也就是说，1个传3个半，而SARS顶多是1个传2个，所以现在有些国家每天增加上万名确诊病例。防治疫情，从历史的情况看，还是要靠疫苗。

　　我们知道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天花，一个是脊髓灰质炎。天花和脊髓灰质炎传染性都很强，死亡率能达到百分之二三十，而且后遗症很多。我记得小时候，周围有很多人脸上有麻子，这是得天花留下的后遗症。现在根本看不见了，靠的就是疫苗。我认为，研制新冠肺炎疫苗非常迫切，必须要抓紧推进。

　　科研：“基础科研要为临床实践保驾护航”

　　问：您是医生，也是带队攻关的院士，你们团队在这次新冠肺炎的科研方面开展了哪些研究?

　　钟南山：临床救治必须时刻摆在抗击疫情的极为重要的位置，基础科研要为临床实践保驾护航。比如，疫情暴发后，我们很快总结了1099例的临床特征，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是首次汇总到全国范围内过千例的数据，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次疫情中全世界引用最多的论文。通过研究发现，有一半病例在入院时是不发烧的，所以把发烧作为唯一症状不合适;另外有些病人的实验室指标特别高，很快会转为重症。这些基础科研在全球救治中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这也是目前与国外同行连线时大家普遍关注的。

　　问：在与外国专家连线时，我们分享了哪些基础科研成果?

　　钟南山：在与国外同行视频连线时，我们主要从“四早”、联防联控等理念出发，分享了危重症病例管理的要点、新实验室检测技术、新的治疗手段等。我们初步与美国哈佛大学达成合作共识，双方将在新冠的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临床救治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

　　家风：“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

　　问：很多人都想知道，您成为医生是否与家庭环境有关?

　　钟南山：我想还是有关系的。我父亲是儿科医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到晚上经常有很多邻居带着孩子来我家看病，孩子用了药以后好了，邻居很开心，父亲也很有成就感。我母亲是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高级护理师，后来在华南肿瘤医院、现在的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当副院长，参与了这个医院的组建。在家里，父母谈论的多是医学方面的内容，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培养出了兴趣。

　　问：父母以及家风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钟南山：对我最大的影响，恐怕还是实事求是。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讲话要有。1969年，我下乡参加医疗队看过一些病人，有一次遇到一个孩子尿血很厉害，大家都说这是结核病人，要做治疗。我回家讲起这个情况，讲了半天，父亲突然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一下把我给问住了。因为尿血是很常见的症状，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当然也可能是结核，但你得有才能治疗。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这句话。这让我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坚持讲实话，坚持实事求是，你要相信自己实践的，而不是单纯听见的。

　　问：家人如何看待您的事业?

　　钟南山：他们的支持是无声无形的。因为我很少休周末，就算在家，我爱人也说你最好的休息就是能够安静坐在家自己看书。家里人对我的要求不高，并不是要全家出去旅游，但这方面我是欠了家里的。我的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家人的支持极为重要。

　　我现在等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状态，一回到家就有饭吃，有很好的生活照顾。由于生活上没有顾虑，也能够保证承担比较重的任务。

　　做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问：您曾讲过，自己的医学事业是从35岁那一年才开始的，为什么这样说?

　　钟南山：当时孩子还小，我和爱人长期分开，对家庭和老人的照顾很困难，所以碰上一个机会就调回广州了。回来为什么算是一个大的转折呢?因为之前我在北京医学院是搞基础研究的，35岁那年，回到广州后才从头开始，在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就是现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从事临床工作，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当时，在临床知识上也几乎是“一穷二白”，因为我读大学期间还为参加第一届全运会训练了一年，回到北医就上了半年临床课，之后又留校当老师。所以我此前并没有搞过临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问：您在1979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就在前几天的4月2日，还获得了爱丁堡杰出校友奖。留学期间有什么事印象深刻?

　　钟南山：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要参加教育部的考试，考过了才能去。当时的英语考试我考了52.5分，结果那年45分就合格，我就出去了。

　　那时候所有留学生都很艰苦。坐火车去英国要9天，为了省钱，连草纸、洗衣粉都带着。我们每个月只有6英镑生活费，在英国剪个头发就要12英镑，干什么都得靠自己。到了爱丁堡皇家医学院后，最困难的还是语言关。我以前是学俄语的，每天参加完查房，就去图书馆借录音带来听、来写，听不懂的就去问，差不多花了大半年来提高英语水平。

　　我的导师弗兰里教授是专门研究慢性气道疾病的，非常有名。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有三项做得比较好，也得到全科室的认可。英国有些研究思想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常常做出了一点成果就理所当然地直接往下做，他们是要反复验证，没走好第一步之前，绝对不走第二步。再就是要相信自己做的实验，不一定相信权威。这两条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后来一直很重视对团队基本功的训练，练好了再提高。

　　问：听说回国前导师极力挽留，为什么还是决定回国?

　　钟南山：后来，我想做哮喘方面的研究，就去伦敦进修，又待了半年。想留我的是伦敦另外一个教授，他主要看我有关哮喘的研究做得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国家这么困难还给我们机会出去留学，从来没想过不回来。学了以后就得回来提高我们国家的科学水平，当时就是这样单纯的想法。

　　问：您常说自己“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如何看待医生这个职业?

　　钟南山：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我的很多想法甚至灵感，或者一些科研题目，都是从临床实践里来的。我不太习惯从文献中找课题。

　　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我们要经常想到的是，在医学里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你怎么去解决?像我40年前在英国，就开始跟导师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当时诊断很清楚，但是治疗很落后，后来技术改进了很多，但对病人治疗仍然没有带来实质改变。

　　我一直在思考，这其中的要害在哪儿?很多慢性病，比如高血压，你早期把它控制住，就不会发展为脑出血、脑梗塞。糖尿病也是如此，不一定等到出现其他症状才下诊断，血糖高到一定程度就控制，一些合并症都可以避免发生。这就是战略的进步。

　　很多呼吸科医生不愿意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为没什么好办法救治。病人来的时候，已经呼吸困难了，这个时候肺的病变已经不可逆转。所以在2000年初，我就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在病的早期进行干预呢?

　　在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治中，只有出现症状才干预。现在我们的看法改变了，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更早期没有出现症状，或者只有很轻的症状时就实施干预，效果非常好。我们要继续走这一条路。

　　问：我们看到，您的这张办公桌上，除了电脑、资料，还专门摆了一个年轻时打篮球的小雕像，年过八旬仍能承担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务，是否和一直没有间断锻炼有关?

　　钟南山：我从小就喜欢体育，后来在中学、大学经常参加体育比赛。竞技体育的优点，一方面是指锻炼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对培养意志品质也有很大帮助，什么事情都想争上游不落后、追求高效率。我原来跑400米，训练一年成绩能提高两三秒就了不得了，在平常的工作里，你为什么不能也珍惜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所以这对我提高学习效率有很大启发。再一个就是协作，像跑接力赛一样，得大家一块儿努力。我们研究所里从1982年就开始组织篮球队，每个星期六晚上大家聚在一块儿比赛，坚持了30多年。

　　身体是基础，健康需要投资。我现在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还有这个能力支持，跟身体锻炼很有关系，对我来说这一辈子受益非常大。

　　问：能和我们回忆一下，什么书对自己的影响比较大吗?

　　钟南山：工作以后，我没有时间看小说一类的书籍，但在中小学时看了很多，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爱国主义精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就像我父亲说过，人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留下点什么就不算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