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女孩遭治疗 被母亲送去注射电击限制自由

　　朱亦离家出走后与“姐姐”在一起，她觉得“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

　　除“个案小组”，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还设有跨性别热线、跨儿空间等服务项目，并和医学界、法律界、媒体界保持联络，普及性别多元意识、倡导跨性别去病理化。跨性别部门负责人Sachi告诉《中国慈善家》，国内的LGBT公益组织有六、七十家，且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高中前一直在三线城市生活的朱亦从13岁开始为性别问题而焦虑，可是直到今年她才了解，国内也有LGBT的社群组织可以为她提供支持。

　　小齐与朱亦同龄，是一位跨性别男性。自初中起，他就目睹班里的男生因为较为女性化的气质而受到同龄人的欺负。作为班长的他常“出手相救”，但是也常常感到害怕——一旦别人知道了他的不一样，等待他的会不会是相同的困境?后来自己的性别认同逐渐明晰，但中学时代，他始终不愿意在学校里“出柜”。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明辉在2018年发布的研究称，国内缺乏禁止校园歧视和暴力的条款，以及将多元性别知识纳入教材的规定，导致校园存在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和欺凌等现象，部分跨性别者因此辍学。

　　现实困境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于2016年成立“易性症综合诊疗团队”，据该团队成员、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潘柏林介绍，该团队集结了心理咨询科、内分泌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男科等科室的医生，每周接诊跨性别者10至20位，年龄在15至30岁居多。

　　基于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的指南，该团队总结出一套针对跨性别者的序列治疗步骤，也称“性别工程”，分为心理咨询服务、激素治疗和性别重置手术三个阶段。而无论哪一个步骤，目的都在于帮助跨性别者实现他们的性别认同，缓解他们的性别焦虑状况。

　　关于激素治疗，国内有经验的医院、医生很少，跨性别者缺乏医生的专业指导。

　　潘柏林告诉《中国慈善家》，国内的跨性别者医疗照护起步较晚，团队在对相关方案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作出了一些改变。比如前期的心理咨询服务，父母宣教的部分有必要加重。而关于激素治疗，国内有相关经验的医院、医生比较少，“寥寥无几，几乎没有”，跨性别者往往只能利用网络途径购买，缺乏医生的专业指导，安全性相对较低。

　　关于激素的副作用，潘柏林表示跨性别者只需定期到医院复诊，有状况及时处理，风险即可降到最低，“如果没有用激素的希望，内心焦虑、抑郁，引起的伤害可能远比激素的副作用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