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是病"教材案原告上诉 放弃意味着你觉得他们是对的

　　“放弃意味着你觉得他们是对的”

　　最初西西没有想过起诉。

　　2016年10月，西西与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沟通陷入僵局。出版社称，必须征得编者同意后才能修改教材。而另一头，编者把她的电话拉黑了。

　　此时，一位叫于丽颖的律师找到了她。于丽颖正是此前轰动一时的秋白诉教育部教材案的代理律师之一。秋白案后，于丽颖及其所在的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开始致力于用法律的方式推动此类议题。

　　“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西西回忆，一方面她有意愿推进教材的去污名化，另一方面自己也苦于不知如何跟进那本教材的修改。

　　于丽颖告诉她，“法律是一种方式，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回避问题”。也是在这一年，西西通过性少数群体相关公益组织认识了葛昂。

　　在广州市立案失败后，西西和于丽颖、葛昂两位律师商量，改在江苏省宿迁市起诉。几番讨论下来，他们最终以产品质量纠纷的案由起诉出版社和销售商。

　　葛昂解释，之所以没有直接起诉编者，是考虑到“立案难”问题，“你购买一本书，以书中的一个知识性错误或观点对你造成了心理伤害为由起诉，基本上是不会被立案的，因为法院不认为这是一个直接性的法律关系，不构成侵权。我们就不能直接起诉编者，只能选择其它案由，最接近的就是产品质量纠纷。”

　　此外，“鉴定难”也是此案一大难点。

　　2018年1月11日，圆周公司曾申请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书进行图书质量鉴定。然而，不论是法院委托的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江苏省科技咨询中心，还是圆周公司和西西协商约定委托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都拒绝了委托。

　　“历时三年，我们尝试找了很多机构，包括广电总局产品质量检测中心，连它都做不了，真的没有其它机构能做了。”葛昂无奈地说道。

　　西西知道，胜诉很难，也曾犹豫过，但她不想先低头认输——放弃和撤诉，意味着摆出一个姿态：你觉得他们写的是对的，你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起诉他们。

　　她担心，败诉会给其他编者和出版社形成“坏榜样”，未来他们可能会以这一判决为由，拒绝修改教材里污名化的内容。

　　还是继续上诉，她做出了这个决定。部分勇气和力量是来自于身边人，甚至是陌生人。

　　7月28日案子正式**时，西西身在香港，受疫情影响无法出席，她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消息，希望这起关于同志权益的案件能够有性少数群体的见证和现身。两位江苏的伙伴为此去了现场旁听。另还有一些志愿者也在继续跟进案件。

　　“这样的支持非常重要，我的负担没以前那么大了，这也是我继续上诉最大的决定因素。”在这条维权路上，西西觉得没那么孤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