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待的6岁女童曾被威胁 “说了我就死定了全家也死定了”

　　预防

　　“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童童住院18天，经历了多次手术后，于6月9日出院回家。

　　佟默是6月12日接到的亲戚通知，“孩子被打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离开半年，佟默几乎认不出那个全身都被纱布包着的孩子是他的童童，直到童童叫了一声“爸爸”。童童的两只小手紧紧拽着爸爸的手，一直看着他，不哭，也不说话。

　　“不管怎么回事，我不能原谅她。”佟默没有说过刘某彦的坏话，但他也反复强调，不能原谅她。

　　10月30日，抚顺市委宣传部回应央视时称，目前童童的监护人已做出事实变更，由其父亲看护。下一步，抚顺当地法院、检察院将加快案件审理速度，依法从重从快严惩犯罪分子；卫健委将组织医疗专家制订后续治疗和康复方案；妇联持续开展心理疏导服务。

　　出院后的童童活动范围仅限于床上，骨折和针扎的伤处让她疼得站不起来，“坐着会疼，躺着也会疼，但都已经习惯了。”为预防烫伤疤痕增生，必须穿压力衣，童童也习惯了这种束缚感，只是伤口在长新肉，她总是忍不住伸手去挠。

　　有时，她会拿起镜子，摸着自己的唇尖——那处被打火机烧过后硬硬的地方，然后收起镜子，一言不发。

　　原本活泼开朗的童童变得沉默寡言。这些天，家里挤满了前来看望的爱心人士，白天童童会打招呼、会说会笑，晚上人都走了之后，童童就会害怕，“必须开着灯睡，睡梦中还会自己哭醒”。

　　童童的书桌上叠放着几本一年级的书和一些零散的文具，刘某彦曾给童童辅导过一年级的功课，现在问起“是谁辅导的你功课”，童童只会回答“不知道”。

　　“不能再提她妈妈，听到这两个字都很抗拒”，姥姥胡娟说。

　　童小军觉得，儿童的心理创伤几乎不可能完全得到补救。她提到，我国正在建立儿童保护的综合干预机制，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儿童主任”的设置，以及民政部设置的儿童救助保护热线“12349”。

　　早在2014年12月，最高法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学校、医院、村（居）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

　　202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最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意见》指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不仅包括了学校、医院，甚至包括了校外培训机构、宾馆等。

　　2020年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首次增设了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时的“强制报告制度”。

　　童小军称，2019年已有社区设置了“儿童主任”，充分了解相关家庭的基本信息，以便据此评估孩子在家庭中有无可能被伤害，检测家庭的监护有无问题。比如童童案中，其生母工作不稳定，离异后和男朋友一起居住，“从家庭结构到监护人特征，都会被认为童童是特别有风险的”。

　　建立这样的干预机制首先能够预防虐童事件的发生，其次，可以在事后及时干预，防止事件进一步恶化。如果涉及犯罪，还需要公安、司法等部门介入。

　　童小军表示，目前，我国儿童保护机制的理论框架已经搭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何更顺利、更有效落实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儿童保护机制的设置需要全民动员。

　　今年秋天，童童原本可以上小学一年级。她原本可以做很多事，跳芭蕾舞，站在舞台中央做领舞；学游泳，再获得一张奖状；骑在爸爸的脖子上玩遍抚顺大大小小的游乐园，继续做家里的小公主。她原本可以有一个和其他孩子一样幸福快乐的童年。

　　而现在，等待童童的是骨折后的复健，重新学会走路；可能不只一次的，烫伤后瘢痕的切除及植皮手术；成年后才能进行的植发手术；以及漫长的心理辅导和重建。

　　童童现在经常在“过家家”的游戏中扮演医生，“医生救过我，长大了我想做医生”。

　　“我会治好你的。”童童对躺在蓝色玩具床上的娃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