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总能引起轰动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有何重要意义
商周礼器：再证古蜀与中原文化的渊源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之诗，流传甚广，以致造成历史上普遍认为古蜀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不深。上世纪40年代初巴蜀文化研究肇兴之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巴蜀与中原发生关系乃在战国中期秦灭巴蜀时。但50年代以来，自彭县竹瓦街西周青铜器窖藏等重要考古遗址的发现后，学界普遍认同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殷末周初。
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出土的大型青铜器。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的考古发掘，让人们对古蜀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史，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其中自三星堆遗址一期，到三星堆文化二、三期，发现了来自中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陶器、玉器）和商代青铜器（青铜尊和青铜罍）。随着在三峡考古、成都平原宝墩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学界越来越认同古蜀与中原地区的文化渊源甚早。
以此次三星堆遗址三号坑所见三件青铜圆口尊和方口大尊，器形上观察它们明显属于殷代晚期的风格，这几件青铜尊在风格上完全属于中原殷文化系统，如大圆口青铜尊上的纹饰除了普遍的饕餮纹外，在方尊的四角都饰有多个鸮的形象。这种鸮（猫头鹰）的形象个体青铜器在二号坑中多有出土。此外，二号坑第二层所出几件圆口青铜方尊（K2②:151、K2②:127、K2②:129）与此件尊形制相近，它们也都有鸮的立体雕饰。这种鸮的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鸟兽尊，日人林巳奈夫在《殷周青铜器综览》中列示的图25·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就是殷代鸮尊的早期形象。以上表明殷文化与古蜀文化的渊源甚早。
左图：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鸮尊线描图，现藏河南博物院；右图：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上的立鸟，出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博，请注意两者在纹饰上的相似之处。
此外，在三号坑中还见到一件青铜人，头顶一座青铜罍的器物，这件器物直播时王巍会长和徐斐宏博士都有详细介绍。这件青铜器可以看出，古蜀人将青铜雕像与青铜罍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文化因素组合在一起，恰恰反映古蜀自身对中原殷文化和域外青铜文化的共同吸收，尔后加以自己的创造。
三星堆考古现场三号坑中头戴青铜罍的青铜人，这件文物仍在发掘当中。截图出自央视新闻频道三星堆考古现场实时直播画面。
三星堆遗址的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出土数以千计的重要文物，展现三千年前古蜀文明的辉煌，更在于它告诉后人古蜀人如何广泛吸收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将其孕于自身，进行改造和创新，从而创造出这样一个令后世瞠目惊叹的辉煌文明。这也证明了人类自文明诞生以来，便有着一种寻找彼此的冲动，哪怕中间远隔草原沙海，江河山峦，文明也会彼此相遇。而今天我们对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好奇与关注，或许，正来自于创造文明的先民们寻找彼此的那种古老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