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被查:老板给钱就像扶贫 对方送红包他认为是朋友扶贫

　　与其他直接用钱向周麟示好的老板不同，绝大多数时间，蒋李二人对周麟只谈感情，不提要求。在周麟看来，他们爽快大方，不给自己惹麻烦，还是难得的倾听者。他们带周麟逛街消费，和他套近乎，但并没有表现出要他帮忙办事的意思。有时他们会主动提醒周麟，与某某老板交往不要过于亲密，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生活上需要钱，可以从他们那里拿些用。有一次，因为工作繁忙不能照顾家人，周麟表达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想法，蒋某某适时鼓励他，你还年轻，起点很高，现在放弃大好前途未免可惜。

　　十几年的交往中，周麟感到，蒋李二人是真心为他着想，焦躁时予以安慰，失落时提供精神支持。周麟升任星子县县委常委后，每年春节，两个老板都会到他家拜年。李某某后来还管周麟的父母叫起干爸、干妈。

　　在周麟心里，友情产生的信任已经盖过了他对政商身份应有的警觉。

　　“围猎”者通常先取得对方的好感和信任，再适时提出要求。蒋李二人也不例外。在与周麟的密切接触中，他们了解到他对钱的需求，也深知他明确提出的底线：直接送钱请托办事，是绝对行不通的。他们选择为自己的真实目的罩上友谊的面纱，十余年间，每年拜年都会留下一两万元的红包。

　　周麟也曾有过“无功受禄”的不安。蒋李二人第一次留下红包的2011年，周麟刚刚离开庐山区到星子县任职。那时的他对纪法规定只有大致印象，自信地认为蒋李二人已不再是他的管理服务对象，可以当作纯粹的朋友。红包是朋友的礼物，与权力毫无关系。同时，他还有一点私心。相比于老板几百上千万元的年收入，这一两万元不过是九牛一毛，对周麟来说却不是小钱，“感觉他们给我钱，就像扶贫一样”。

　　办案人员介绍，周麟最反感唯利是图的人，但如果先和他成为朋友，再请他办事，他就容易自我麻痹，认为这是对朋友尽仁义之责。所有给周麟送钱的朋友，他最后都帮了忙。很显然，周麟将蒋李二人给他送钱与请他帮忙完全分开，后来在子女上学、承接工程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殊不知，这一个个红包和一次次请托早已构成权钱交易的事实。

　　毕竟相识十几年，很难说他们之间没有一点情谊，但遗憾的是，周麟始终没有看清两人的真实面目。他将自己比作期货，“如果性价比不高，谁也不愿意投资。我已经明确讲过违规的事不会做，他们再送给我钱，出于朋友情谊还是大过‘围猎’的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