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跨性别女孩遭遇性别扭转治疗 注射、电击、限制人身自由主导者竟是母亲

　　母亲和“姐姐”们

　　“朱亦妈妈的情况算是（跨儿家长中）很少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性心理学家邸晓兰告诉《中国慈善家》，她曾在今年6月接诊过朱亦，并劝说朱亦母亲接纳孩子的性别认同。在她的接诊经验中，一部分家长在受引导、劝说后能够理解、支持孩子，还有一部分家长会选择回避问题、不加谈论，但强制孩子进行性别认同扭转的只是少数。

　　邸晓兰说，自2018年回龙观医院设立两性心理门诊以来，她每年接诊跨性别者约有100位，年龄主要分布在18至30岁。

　　作为从业三十余年的性心理学家，邸晓兰认为，比起二十年前，如今跨性别者的自我接纳情况好了许多，同龄人也相对能够理解，“主要的问题在于家长”。

　　2019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两位学者在美国《家庭心理学报》发表的文章指出，相比于社区和朋友的支持，来自家庭的支持更能够显著改善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对于降低跨性别者抑郁和自杀的风险尤为有效。

　　与之相对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显示，家庭中的歧视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学校。在28454份有效问卷中，超过一半的性少数受访者表示他们曾由于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被家人不公平对待或歧视。《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况调查》表明，1640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中，遭到“强制进行扭转治疗”的比例为11.9%。

　　比起母亲，朱亦感觉到“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姐姐”和朱亦一样也是一位跨性别女性。她们在网络上结识，朱亦今年离家出走，投奔的就是“姐姐”所在的城市。

　　在同住的两个月里，“姐姐”每天晚上都会摸着朱亦的头，温柔地鼓励她。朱亦自小有说话口吃的毛病，特别是在母亲面前。而和“姐姐”相处的过程中，这个毛病同抑郁情绪一起神奇地减缓了。

　　帮助朱亦的不只一个“姐姐”。核桃是LGBT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下“个案小组”的负责人。今年4月，通过微博得知朱亦被迫接受“扭转治疗”之后，她迅速集结了十几个跨性别社群的伙伴，商讨如何“救出”朱亦，并协同另一家LGBT公益组织“同语”以及朱亦家乡当地的社工组织一起达成了目标。在那之后，“个案小组”长期为朱亦提供法律援助、连续陪伴、自杀干预、家长科普教育等支持。

　　朱亦离家出走后与“姐姐”在一起，她觉得“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

　　除“个案小组”，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还设有跨性别热线、跨儿空间等服务项目，并和医学界、法律界、媒体界保持联络，普及性别多元意识、倡导跨性别去病理化。跨性别部门负责人Sachi告诉《中国慈善家》，国内的LGBT公益组织有六、七十家，且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高中前一直在三线城市生活的朱亦从13岁开始为性别问题而焦虑，可是直到今年她才了解，国内也有LGBT的社群组织可以为她提供支持。

　　小齐与朱亦同龄，是一位跨性别男性。自初中起，他就目睹班里的男生因为较为女性化的气质而受到同龄人的欺负。作为班长的他常“出手相救”，但是也常常感到害怕——一旦别人知道了他的不一样，等待他的会不会是相同的困境？后来自己的性别认同逐渐明晰，但中学时代，他始终不愿意在学校里“出柜”。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明辉在2018年发布的研究称，国内缺乏禁止校园歧视和暴力的条款，以及将多元性别知识纳入教材的规定，导致校园存在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和欺凌等现象，部分跨性别者因此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