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黄金时代要结束了?全球供应链会变成什么样？

　　“国家安全”谁说了算？

　　如何定义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安达保险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说，这是一个有趣且困难的问题，它取决于另一方的意图、价值和行为，同时也取决于围绕规则的方法的共性、参与度以及最终实现、遵守并且增加安全性的意愿。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胡弗鲍尔说，“国家安全”方面的障碍已经变得有点荒谬。

　　“军民两用这个概念，现在有点太极端，所以也有一些很荒谬的例子，比如特朗普政府禁止来自中国的铁路设施，轻轨或者是高铁，或者是禁止抖音在美国的业务，这些都是非常荒谬的。现在拜登政府也跟我们说，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要谨慎或者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个更加荒谬。”

　　当然，反之亦是。

　　诺弗尔说，在互联的世界中，没有一家公司或者国家能够完全实现自主化供应链。在半导体行业中，政府不应该去追求完全的供应链本土化。政策应该加强整个供应链的韧性和扩大市场准入，并且扩大贸易。同时去平衡涉及国家安全的需求。

　　“关于国家安全，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清晰的、目标性很强的框架。尽量减少对科技的限制，只考虑狭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不要将国家安全用作保护主义的一个借口。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行业，我们所做的产品也帮助很多国家和世界度过了很多困难时期。半导体行业确实也肩负重任，机器人、农业、能源、交通、医疗等等都通过这个行业获得了繁荣，并且改善了人们的生活。AI、量子计算、先进的无线网络等很多新兴的技术，只有通过更多半导体创新，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

　　如果真的发生脱钩，樊纲说，中国企业就不得不转向本土，实现科技自主、自力更生，什么都自己做。但这就不是全球化了，这也不是做生意的方式，这也不是推动技术发展的方式。世界要变得更好的话，就要合作、要有贸易、一定要有人例如在技术方面领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一个国家来做。

　　樊纲说，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所谓的“进口替代”，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创造，这是不行的。国家安全和行业安全，以及经济效益的平衡很重要。全球化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它。但是我们不能逆转、开倒车，进行所谓的“自力更生”。

　　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83%的美国公司将中国视为全球战略市场的前5名。中国公司同样希望在美国开拓更大市场。如若发生脱钩，首当其冲的也将是这些跨国企业。

　　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说，“至少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最大的风险是我们必须要选边站队，如果一个企业被迫选择只与一方交易的话，就会出问题。你到底怎么办？你是否要站队？是否把公司一分为二？这些讨论并不是公开的，但其实很多公司私底下都在讨论，或者在过去18个月里都在讨论。”

　　“如果我们必须要在中美之间选择，这对于韩国企业、欧洲企业都是个很大的两难。当然，对澳大利亚公司也是这样，可能对所有人都是一个两难选择。如果能够取消这个障碍，我们就能够进行更多富有成果的对话。”戴璞说，很多紧张因素在降级，但中美之间的关税限制等仍然会存在，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在加利·胡弗鲍尔看来，必须重新给予中美两国的经济学家更大的发言权，去决定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安全”，不能够将这种定义的权利交到冷战分子手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介绍，看待两国未来的经贸关系的观点，多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三派：

　　其一，支持中美经贸脱钩的人士认为在物联网时代技术的触角已经侵入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办公室与卧室中。5G的发展又使得信息的流动变得几乎无法控制，两者叠加就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安全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必须要有最起码的信任才能保持互联互通。既然中国和美国缺乏这样的信任，他们就只能将经济脱钩。

　　其二，支持选择性脱钩这一派的人士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已经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关系。某些经贸活动的确会带来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但大部分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脱钩的成本太高，也没有必要。因此，明智的政策是将那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经济活动脱钩，同时保持在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联系。

　　其三，根据确保自身安全相互依存的观点，脱钩和选择性脱钩都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反而还会增加更多难以承担的成本。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安全风险问题本身，包括共同识别这些安全风险，制定行为规范，并通过谈判和协商，商定监督机制和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此外，各国应尽量将重点放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或行业，使自身成为其他国家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以防受到国际经济讹诈。

　　贾庆国认为，第三种观点比较合理。一方面可以解决安全风险，同时也能保留经贸关系带来的利益。“我们不能因为倒洗脚水、把孩子一块儿也丢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