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县长玩抖音竟是为了这个 直播时长打败全国99％用户是怎么做到的

　　多伦实践

　　9月6日，多伦县教育局局长黄树林做客“快手”问政直播间。直播的上半场，黄树林埋头读材料，直播间里网民开始不耐烦，教育局作为最受关注的部门之一，网民沟通的诉求强烈。焦躁的情绪开始在直播间蔓延。

　　“领导你怎么不看屏幕呢？”“这是快手问政还是工作总结？”“我们的问题你都不能回答？”……一连串的诘问开始刷屏。意识到网民的互动诉求后，黄树林开始回应网民的提问，直播间里的气氛也逐渐缓和。

　　基层政府初涉政务直播，内容单一和形式呆板是一个共性问题。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邱鸿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政务直播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它必须被视为政府的公共关系或者媒体关系活动，所以直播之前应当要有策划。直播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在于策划的活动或者事件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或话题性。

　　学者们认为，政务直播的生命力取决于是否能建立公信力、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

　　邱鸿峰认为，信任的建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它的失去却非常容易。这种信任来自公众与政府部门长期互动的经验。

　　“作为直播者，必须清楚直播的内容、主题和直播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证明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问题虽然一时难以解决但政府有足够的‘诚意’去解决。”邱鸿峰说。

　　在汪玉凯看来，“报喜不报忧”是政府治理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导致百姓对政府信任度不高。他认为，政务直播不能变成一个表扬的平台，而是一个公众不断提出问题、政府能够介入解决问题的平台。

　　然而，地方的政务直播实践，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挑战无处不在。

　　刘建军认为，不同的地方政府，它有不同的难处。政务直播往往风险极大，形成棘手舆情很难处理，地方如果不稳定因素太多，政务直播会成为累赘。在多伦的实践过程中，争议也未曾间断，刘建军坦言，有领导干部仍在用嘲笑的眼光看待多伦的实践。

　　汪玉凯建议不妨让政务直播先“野蛮生长”，等全国形成普遍趋势后，再建立相对规范的指令性的制度。

　　今年以来，多伦县举办了五期“网红”培训班，培训内容是“快手”“抖音”的运营和短视频制作，目的是提高干部的媒介素养。

　　刘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下一步，多伦县的政务直播将扩大至各乡镇、二级单位和执法机构，县长和各副县长都将加入直播的行列。他说，“届时我将带头做第一场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