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皇室平民区别对待 瑞典和挪威疫情一路“高歌猛进”的原因是什么？
原标题：徐磊：疫情之下皇室和平民区别对待，瑞典说好的平等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磊]
笔者在瑞典和丹麦都有过学习（分别为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和生活经历。我在瑞典生活的时间至今年夏天就满13年整，在丹麦的生活时间为1年（2007-08年）。
我是差不多6年前从皇家理工物理博士毕业，长期从事光学显微镜技术和相关领域图像定量分析算法的研究，也曾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工作过差不多两年，期间担任资深研究员——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观察者网偶尔会就生物医学领域问题发声的原因，当然这也和我本科读的生物工程专业密不可分。
去年我离开学术界，加入了位于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德国跨国企业，担任机器视觉应用工程师。我妻子是一名临床医生，卡罗林斯卡医学博士毕业，现在斯德哥尔摩一家急诊医院工作。
如大家一样，我和妻子对于国内和海外新冠病毒的发展一直是非常关心的。国内各大科研单位在疫情爆发以来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我们也挑选研读过，并时常讨论。这里我就来说说北欧各国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和政府应对态度的差异。
本文讨论的北欧国家分别为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冰岛按理也算北欧国家之列，但因为冰岛人口太少我没有关注过相关的新闻和数据）。这当中除了瑞典是千万人口级的国家外，其他三国都是五百万人口级别的。
从人口占比来讲北欧看似无足轻重，但是北欧国家由于长期占据世界各大所谓反映先进性的指标排行榜前列，科技进步、社会富足且长期受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因而依靠高税收提供免费教育、全民医保、具有较为完备的相对其他地区较为优渥的社会保障体系，被赋予“高福利”社会的标签，从而存在着超出实际实力的国际影响力而受到一些关注。
北欧这四国当中，瑞典、丹麦和挪威主体国民同属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维京人，也曾是统一的国家。芬兰特殊一点，但也曾经是瑞典的一部分（但曾遭俄罗斯的入侵而独立），在今天其国土靠近瑞典的部分，依然有高比例的芬兰人第一语言是瑞典语，比如瑞典统治时期芬兰的首都图尔库（或译为土库）便是如此——其城市路标首先用的瑞典语，然后才是芬兰语。顺带插一句，我博士研究的首要课题的超分辨率显微镜技术STED（201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就是德国物理科学家Stefan Hell在图尔库大学做博士后时发明的。本周四我恰好到图尔库出差给客户介绍深度学习，如果不是因为五位与会者当中有一位芬兰人不会瑞典语，我恐怕会有在芬兰使用瑞典语做一个小时深度学习技术报告的特殊经历。
北欧四国深刻关联的历史渊源，大约对于形成其相似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正因为这种相似性的基础，这四国面临新冠肺炎病毒存在的态度的差异性以及疫情传播速率的差别就更显得“有趣”。
最能直观反映疫情传播速率差别的，当然就是数据本身（我跟踪四国公共媒体收集的数据绘制，截止到3月6日晚），见下图：
芬兰是北欧国家中最早发现新冠肺炎病毒确诊病例，时间是在今年1月28日，而瑞典因为1月31日的一个病例，成为第二个发现确诊新冠病毒病例的北欧国家。挪威的第一例出现在2月26日，丹麦的第一例比挪威则晚一天。此后，在一段时间内，挪威的疫情发展速度曾经一度领跑北欧，这与挪威感染的第一例的特殊性不无关系——挪威的第一例是位临床医生，因为去意大利北部滑雪而感染，并在确诊之前就把病毒传染给了一些同事和他接待的病人。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挪威在疫情传播初期增长比较快，甚至超过人口两倍于自己的瑞典。
大家或许注意到北欧四国病例明显增加差不多都发生在相同的时间点——基本上都在2月27日曲线上扬，而这大概跟四国小孩的运动假期周（父母会在该假期带小孩去外地滑雪）刚好互相交叠存在关联，并且这段时间北欧四国的确诊病例几乎都跟意大利北部有关。
接下来的疫情发展就出现明显的分差，芬兰和丹麦两国保持着小幅增长，而瑞典和挪威一路“高歌猛进”。3月5日，瑞典成为北欧新冠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到了3月6日已经开始有了甩开挪威高速增长的趋势。当然，后续发展我们还需密切观察。
随着新冠病毒开始在欧洲蔓延，口罩等防护物资成为了稀缺之物。一些国家开始禁止对外出口防护物资，一些国家的原材料渠道因此被切断，各国之间矛盾频发。最近居然出现了一个载满口罩的属于瑞士公司的卡车在前往瑞士途中被德国海关拦截的事情，不过目前看来，医用物资被截留的事情暂时还没有发生在北欧。
如果稍稍去挖掘这些数字背后的情况，大概会发现疫情发展的差异性或许跟四国政府应对病毒传播的态度有着不小的关联。
先谈谈瑞典这个目前情势相对最不乐观的北欧国家。瑞典主管疫情的政府部门到目前还一直在宣称“WHO高估了新冠肺炎死亡率”，否认超过3%的全球统计数字，并不停地在瑞典国家电视台（相当于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宣传缺乏根据的0.7%-0.8%的致死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