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谈基因技术 任正非对话人工智能专家实录文字版
明年6月份发财务报表可能人们会想“还真活下来了”，到了明年年底人们会真相信华为真的活下来了。两年嘛。到2021年以后，大家看到华为恢复了增长，“哦，他们自己解决了困难，开始增长了”，信任不是靠说服别人，是靠自己努力。自己真实的的努力才可能带来信任，任何做法都可能带来信任、不信任以及比较畸形的看法，但最终还是要尊重事实，所以我们认为，信任是可以重新获得的。
Jerry Kaplan：我想要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你听政治对话，你听到的就是不信任，或者说一些彼此侮辱性的话，一些指控、指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些政治对话其实只是说给他自己本区域的人听。如果你也跟我一样住在旧金山，可能你就会知道，很多在中国媒体报道的东西是没有传递过去的，比如说，中国人民非常尊重彼此社区中的人，你可以看到政治角度的冲突导致了民间对话变得更难。但其实民间对话是非常顺畅的，所以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够了解，我们是非常尊重中国人民的，而且我们把中国人民看作世界社区非常重要的成员。
主持人：你明年还会来中国吗?
Jerry Kaplan：如果你邀请我，我当然会来。
记者：关于任总愿意卖5G技术给美国公司的提议，是否意味着华为公司现在已经可以不依赖美国技术和供应商做5G产品和设备?可不可以请任总澄清一下现在华为在发货的5G产品是否已经剔除了美国的元件。
第二是关于华为的融资计划，这个月我们见到60亿的中票里面显示华为似乎总体注册准备发债的金额是300亿，能否请任总给我们确认一下这轮总体融资计划是不是300亿或者更多?大概在什么时间表之内计划完成，第一次选择在国内发债是否因为在困难时期国内银行有一些优惠政策支持?
任正非：第一点，我们是不是完全脱离了美国的供应也能生存?应该是事实。但我们还是可以使用美国的零部件来做，8月、9月我们对新版本切换进行磨合性实验，这个磨合性实验美国也只差5000个基站，到9月、10月份以后就开始量产了，今年产量是60万个基站，明年是150万个基站。当然我们还是渴望西方恢复对零部件的供应，因为我们与西方公司朋友已经相交三十年了，人还是有感情的，不能光为我们挣钱，让朋友不能挣钱，这一点我们不可能这么做。
第二点，关于发债这个事情，事先我并不知道，发债完了之后我看到外面的新闻才打电话问我们资管部门的人为什么要发债，他们说我们必须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发债嘛，增强社会的了解和信任，不能到困难时才发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发债成本是低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增加员工对企业的投资的话，成本太高了，分红太高了，融资才4%，(成本)低得多，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增加融资这个方式呢?
第三，过去我们主要在西方银行融资，但现在西方融资管道慢慢的不是很通畅了，那我们就改在国内银行融资试试看，过去国内银行利息点比较高，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东西，最终融资是300亿还是200亿，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反正他们愿意发多少债就发多少债吧，因为我们的资金比较宽裕，宽裕到钱多了，我们希望能对大学、科研机构等组织多给予一些支持，支持世界的发展，而不能狭隘地只维护自己的利益。
Peter Cochrane：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也要知道，在过去十年当中，技术的重心越来越多地从西方转到了东方，比如平板电视，或是6纳米的芯片，这些最新技术都是来自于东南亚国家，其实这样的转移可能并不是非常大的一步，或者大家觉得这不算所谓的区域自治，我觉得这就是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大家应该更多地去分享技术，而且双边贸易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实现的。
记者：我来自《印度时报》，我非常惊讶，印度在技术研究方面是非常发达的，但好像你们在那里没有什么研究中心，我想问问你们对于印度市场是怎么看的?你们对于印度市场的一些监管挑战怎么看?
张文林：我们觉得印度有非常好的人才和基础，其实15年之前我们就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了很大的研发中心，至今有3000多人，而且这个研发中心一直在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印度市场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市场，这么多年我们在印度市场的经营还是非常好的，印度市场的管制政策也是相对比较开放的，跟我们有非常多的沟通和交流。目前我了解到的是这么多。
任正非：对于印度市场，印度政府要思考，印度政府过去对电信管制是基于对话音规则的管理，现在变成宽带数据通信以后，印度怎么出台新的适应性的法规和政策，这是印度政府需要思考的，我刚才讲了，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通信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